早上8点，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门诊大厅人声鼎沸，唯独朱俊芳身边是一片寂静。71岁的她坐在一对听障夫妻身旁，双手翻飞，无声地“翻译”着世界的声音。
候诊近一小时，诊室里，她游刃有余地协助医患交流。40余年，从青丝到白发，她用这双会“说话”的手温暖无声的世界。今年6月，朱俊芳荣登“中国好人榜”。
1980年，25岁的朱俊芳接到一项艰巨任务——参加南京市首届手语师资培训班，脱产学习手语。
彼时的她，是南京玻璃钢厂织布车间的班长，工厂里100多名听障工友存在沟通困境。她没有犹豫，点了头。3个月，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交给了手语，终于顺利结业，并取得手语手势和面部表情“双百分”的优秀成绩，成为全厂唯一的专业手语翻译。
从那天起，她知道自己这辈子跟听障群体分不开了。
回到厂里，朱俊芳成了最忙碌的人。她帮工友们沟通工作、调解矛盾、处理生活琐事。
有一次，厂里一名听障工友因岗位分配不均心生委屈。车间干部只好请朱俊芳出面。她刚一走近，那位工友看到她，眼眶一红，双手快速比出一句手语：“妈妈来了。”
朱俊芳愣住了，眼眶也跟着湿了。她后来回忆：“那一刻我深深明白，在无声的世界里，信任最珍贵，真情最动人。”
2003年，朱俊芳从单位退休，心里想的依然是那群离不开她的人。
退休没有让她停下来，她加入南京市鼓楼区残联聋人协会，将服务范围从厂区扩展至全市各大医院、司法部门、政务服务窗口。
40多年来，她累计帮扶了近万名听障人士、开设公益扫盲课堂、组建听力障碍人士舞蹈队……
从工厂车间走向城市各处，朱俊芳面对的不仅是更广的服务范围，还有更深的责任。她陪看病、陪诉讼、陪生活——听障群体需要她做的，远比“翻译”两个字多得多。
听障人士看病有多难？他们听不到叫号，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进了诊室，听不清医生问什么，也说不清自己哪里不舒服；拿了药，不知道怎么吃、吃多少……
有些听障人士连家人都沟通不了，需要看病的时候第一时间总是想到朱俊芳。
朱俊芳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通讯录里存着上百位听障朋友的联系方式；有的时候碰上紧急情况，听障朋友们就直接去家里找她，相信她一定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
有一次，一位听障患者两条腿疼得走不了路，腰椎下坠，看了3年，南京的医院几乎都跑遍了，始终不见好转。
在朋友的介绍下，这位听障患者晚上8点到朱俊芳家里求助，朱俊芳第二天立马帮她找到一名相熟的骨科专家。
专家一看就说：“吃药没用，要换个‘零件’。”手术建议当场提出，但患者和丈夫都是听障人士，家人之间沟通也困难。
朱俊芳一一解释手术的必要性和风险，又联系上患者的儿子，向他详细说明他母亲的情况，“这不是小手术，必须跟家里人讲清楚”。
所幸手术很成功，患者恢复良好，后来还加入朱俊芳组建的听力障碍人士舞蹈队。
“有的人把听力障碍人士看病想得太简单了，如果翻译不准确，吃错药就不好了。人家看病，翻译一点都不能错。”翻译对于朱俊芳来说不只是“转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看病、打官司之外，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听障人士都来找她。
有一位听力障碍人士家里的动迁款被姐姐拿走了一大笔。朱俊芳出面调解，姐姐态度蛮横：“我们家的事你不要管！”
朱俊芳却丝毫没有退让：“你们家的事我不管，但你弟弟是听力障碍人士，他找到我了，我就要管。你要是不退，我们就法庭上见。”
姐姐知道朱俊芳说到做到，心虚了，最终退还了一部分。
其实，朱俊芳的故事背后，是一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5年9月的数据，我国有约8500万残疾人，其中听障群体约2780万人。与这个数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手语翻译的极度稀缺。据中国残联2024年数据，我国专业手语翻译员仅不足1万人。
稀缺的直接后果是听障群体生活质量普遍偏低。在医疗领域，很多听力障碍人士生了小病不及时去医院，等拖成大病才去找医生，耽误了治疗。在司法领域，手语翻译的缺失更可能直接导致错案。
朱俊芳比谁都清楚这种困境，但一个人再强大，能帮助的人终究有限。她逐渐意识到，要把手语“传下去”。
退休后，朱俊芳开始走进街道、社区、学校。她为多个街道的基层社工和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提供公益手语培训。
课堂上，她常对年轻学员说：“手语不是简单的手势，它是听障朋友的‘语言’，更是人与人相通的桥梁。”
看着年轻人认真地学，她就觉得特别踏实。截至目前，她累计培养了近30名专业手语翻译人才和近30名基层手语志愿者。
朱俊芳带过的年轻手语翻译，至今和她保持着联系。遇到棘手的案子、复杂的翻译场景，他们会打电话请教。她每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都暖暖的——她知道，自己播下的种子，正在发芽。（刘思言 宁沙 张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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